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昨天是切尔诺贝利核爆炸30周年，我们推送了此文——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冻结在1986年的“鬼城”，并推荐了去年诺奖得主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很多读者留言说想读到此书摘录。对这本书的喜爱，让我想把18万字都摘抄于此。当然，我不会做！（对着书打字很苦逼好么？）。所以，今天分享的，是该书的序幕《孤独的人生》全文、《士兵合唱曲》和《儿童的声音》的部分内容以及白俄罗斯国际科学院前核能研究所主任的口述的一小部分内容。如果你喜欢，欢迎来图书馆借，也可以去买一本。
《孤独的人生》全文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也许两者是一样的？我该讲哪一种？
我们才刚结婚，连到商店买东西都还会牵手。我告诉他：“我爱你。”但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不知道……我们住在消防局的二楼宿舍，和三对年轻夫妇共享一间厨房，红色的消防车就停在一楼。那是他的工作，我向来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人在哪里，他好不好。
那天晚上我听到声响，探头望向窗外。他看到我就说：“把窗户关上，回去睡觉。反应炉失火了，我马上回来。”
我没有亲眼看到爆炸，只看到火焰。所有东西都在发亮。火光冲天，烟雾弥漫，热气逼人。他一直没回来。
屋顶的沥青燃烧，产生烟雾。他后来说，感觉很像走在焦油上。他们奋力灭火，用脚踢燃烧的石墨……他们没有穿帆布制服，只穿着衬衫出勤，没人告诉他们，他们只知道要去灭火。
四点钟了。五点。六点。我们本来六点要去他爸妈家种马铃薯，普利彼特离他爸妈住的史毕怀塞大约四十公里。他很喜欢播种、犁地。他妈妈常说，他们多不希望他搬到城里。他们甚至帮他盖了一栋房子。他入伍时被编入莫斯科消防队，退伍后就一心想当消防员！（沉默）
有时我仿佛听到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即使相片对我的影响力都比不上那个声音。但他从来没有呼唤我……连在梦里都没有，都是我呼唤他。
到了七点，有人告诉我他被送到医院了。我连忙赶去，但警察已经包围了医院，除了救护车，任何人都进不去。
警察喊：“救护车有辐射，离远一点！”
不只我在那里，所有当晚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都来了。
我四处寻找在那所医院当医生的朋友，一看到她走下救护车，我就抓住她的白袍说：“把我弄进去！”
“我不能。他的状况很不好，他们都是。”
我抓着她不放：“我只想见他一面！”
“好吧，”她说，“跟我来，只能待十五到二十分钟。”
我看到了他，全身肿胀，几乎看不到眼睛。
“他需要喝牛奶，很多牛奶，”我的朋友说，“每个人至少要喝三升……”
“可是他不喜欢牛奶……”
“他现在会喝的。”
那所医院的很多医生和护士，特别是勤务工，后来都生病死了，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危险。
早上十点，摄影师许谢诺克过世了。他是第一个。我们听说还有一个人被留在碎片里——瓦列里·格旦霍克，他们一直无法接近他，只好把他埋在混凝土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只是第一批死去的人。
我问他：“瓦西里，我该怎么办？”
“出去！快走！你怀了我们的孩子。”
可是我怎么能离开他？他说：“快走！离开这里！你要保护宝宝。”
“我先帮你买牛奶，再决定怎么做。”
这时我的朋友唐雅·克比诺克和她爸爸跑了进来，她的丈夫也在同一间病房。我们跳上她爸爸的车，开到大约三公里外的镇上，买了六瓶三升的牛奶给大家喝。但是他们喝了之后就开始呕吐，频频失去知觉。医生只好帮他们打点滴。医生说他们是瓦斯中毒，没人提到和辐射有关的事。
没多久，整座城市就被军车淹没，所有道路封闭，电车火车停驶，军人用白色粉末清洗街道。我很担心第二天怎么出城买新鲜牛奶。没人提到辐射的事，只有军人戴着口罩。城里人依旧到店里买面包，提着袋口敞开的面包在街上走，还有人吃放在盘子上的纸杯蛋糕。
那天晚上我进不了医院，到处都是人。我站在他的窗下，他走到窗前高声对我说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马上会被带到莫斯科。所有妻子都聚集起来，决定跟他们一起去：“我们要和丈夫一起行动！你们没有权力阻止我们！”
我们拳打脚踢，士兵——士兵已经出现了——把我们推开。后来一个医生出来宣布：“没错，他们要搭机去莫斯科，所以你们得帮他们拿衣服，他们穿去救火的衣服都烧坏了。”公交车停驶，我们只好跑着去。我们跑过大半个城市，但是等我们拿着他们的行李回来，飞机已经起飞了。他们只想把我们骗走，不让我们在那里哭闹。
街道的一边停满了几百辆准备疏散居民的巴士，另一边是从各地开来的好几百辆消防车。整条街都覆盖着白色的泡沫。我们踏着泡沫走，边哭边骂。收音机里说，整座城市可能在三到五天内进行疏散，要大家携带保暖衣物，因为我们会在森林里搭帐篷。大家都好开心——露营！我们要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庆祝“五一”劳动节！很多人准备了烤肉器材，带着吉他和收音机。只有那些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在哭。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到我爸妈家的，只知道自己一醒来就看到妈妈。我说：“妈妈，瓦西里在莫斯科，搭专机去的。”
我们整理菜园（一星期后，那座村子也疏散了）。谁知道？当时有谁知道？那天晚上我开始呕吐，我怀了六个月身孕，很不舒服。那晚我梦见他在梦里叫我：“露德米拉！小露！”但是他去世后就没有到我梦中呼唤我了，一次也没有（开始哭）。
我早上起床后决定，我得一个人去莫斯科。妈妈哭着问：“你这个样子要去哪里？”我只好带父亲一起去，他去银行里提出所有存款。
我完全不记得到莫斯科的过程。抵达莫斯科后，我们问看到的第一个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被安置在哪里？”
他马上就说：“休金斯格站的六号医院。”
我们有点惊讶，之前大家都吓唬我们，说那是最高机密。
那是专门治疗辐射的医院，要有通行证才进得去。我给门口的女人一些钱，她说：“进去吧。”接着又求了另一个人，最后才坐在放射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芙娜·古斯科瓦的办公室。不过当时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只知道我必须见她。她劈头盖脸就问：“你有没有小孩？”
我该怎么回答？我知道我绝不能说出我怀孕了，否则他们不会让我见他！还好我很瘦，看不出有身孕。
“有。”我说。
“几个？”
我心想，我要告诉她两个，如果只说一个，她不会让我进去。
“一男一女。”
“所以你不必再生了。好吧，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完全受损，头骨也完全受损。”
我心想，喔，所以他可能有点烦躁。
“还有，如果你哭，我就马上把你赶出去。不能抱他或亲他，甚至不能靠近他，你有半个小时。”
但我知道我不会走，除非我和他一起离开，我对自己发誓！我走进去，看到他们坐在床上玩牌、嬉笑。
“瓦西里！”他们叫。
他转过身看了我一眼，说：“好啦，没戏唱了！连在这里她都找得到我！”
他穿四十八号的睡衣，看起来很滑稽，他应该穿五十二号。袖子太短，裤子太短，不过他的脸不肿了。他们都在打点滴。
我问：“你想跑去哪里？”
他要抱我。
医生阻止他。“坐下，坐下，”她说，“这里不能拥抱。”
我们后来把这些当成笑话来说。其他房间的人也来了，所有从普利彼特搭专机到莫斯科的二十八个人都聚集过来。“现在怎么样了？”“城里情况如何？”我说他们开始疏散所有居民，整座城市会在三到五天内清空。大家都没说话，这些人里有两个女的，其中一个哭了起来，发生意外时她在电厂值班。
“天啊！我的孩子在那里，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想和他独处，哪怕只有一分钟。其他人察觉出来了，于是陆续找借口离开。我拥抱、亲吻他，但是他移开。
“不要离我太近，去拿张椅子。”
“别傻了。”我不理他。
我问：“你有没有看到爆炸？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是最早到现场的人。”
“可能是蓄意破坏，有人引爆，大家都这么认为。”
当时大家都那样说，以为有人蓄意引爆。
第二天他们躺在自己的病房里，不能去走廊，也不能交谈。他们用指节敲墙壁，叩叩，叩叩。医生解释说，每个人的身体对辐射的反应都不一样，一个人能忍受的，另一个也许不行。他们还测量病房墙壁的辐射量，包括右边、左边和楼下的病房，甚至撤离所有住在楼上和楼下的病人，一个也不剩。
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家住了三天，他们一直说：“你拿锅子，拿盘子去啊，需要什么就拿。”我煮了六人份的火鸡肉汤，因为当晚执勤的消防员有六个：巴舒克，克比诺克，堤特诺克，帕维克，堤斯古拉。我帮他们买牙膏、牙刷和肥皂，医院都没有提供，还帮他们买了小毛巾。
现在回想起来，朋友的反应让我很诧异。他们当然担心，怎么可能不担心？但即使传言都出现了，他们还是说：“需要什么尽管拿！他情况怎么样？他们还好吧？能不能活下去？”活下去……（沉默）
我当时遇到很多好人，有些我都忘了，不过我记得一位看门的老太太教我：“有些病是治不好的，你只能坐在旁边照顾他们。”
我一大早去市场买菜，然后就到朋友家熬汤，所有食材都得磨碎。有人说：“帮我买苹果汁。”我就带六罐半升的果汁过去，都是六人份！我赶到医院，在那里待到晚上，然后又回城市的另一端。我还能撑多久？三天后，他们说我可以住进医院的员工宿舍。真是太棒了！
“但是那里没有厨房，我怎么煮饭？”
“你不用煮了，他们没办法消化。”
他开始变了，每一天都判若两人。灼伤开始在外表显露，他的嘴巴、舌头、脸颊，一开始是小伤口，后来愈变愈大。白色薄片一层层脱落……脸的颜色……他的身体……蓝色……红色……灰褐色。那些都是我的回忆！无法用言语形容！无法以文字描述！甚至至今无法释怀。唯一拯救我的是一切发生得太快，根本没时间思考，没时间哭泣。
我好爱他！我以前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们才刚结婚，走在街上，他会抓着我的手把我转一圈，不停吻我，路人都对我们微笑。
那是收容严重辐射中毒的医院。十四天，一个人在十四天内死掉。
住进宿舍第一天，他们测量我有没有辐射。我的衣服、行李、皮包、鞋子都是“热”的，他们当场全部拿走，包括内衣裤，只留下钱。他们给了我一件医院的袍子作为交换——尺寸是五十六号，还有一双四十三号的拖鞋。他们说衣服也许会还我，也许不会，因为那些衣服很可能“洗不干净”。我穿着袍子去看他，他吓一跳，说：“女人，你是怎么回事？”
我还是想办法帮他熬汤，我用玻璃罐煮水，放进很小块的鸡肉。后来不知道是清洁妇还是守卫给了我锅子，也有人给我砧板，让我切香芹。我不能穿医院的袍子去市场，所以他们替我带蔬菜。可是一切都是白费功夫，他没法喝东西，连生鸡蛋都吞不下去。不过我还是想让他吃点好的，好像那还是有差别似的。
我跑到邮局说：“小姐，我要打电话给在伊凡诺·福兰克夫斯克的父母。立刻！我先生快死了。”
她们立刻明白我从哪里来，知道我先生是什么人，马上帮我接通了电话。我的父亲、妹妹和弟弟帮我带了行李和钱，当天就飞到莫斯科。那天是五月九日，他过去常对我说：“你不知道莫斯科有多美！尤其是到了胜利纪念日，会放烟火，真希望你能看到。”
我坐在病房里，他睁开眼睛问：“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晚上九点。”
“打开窗户！他们要放烟火了！”
我打开窗户。我们在八楼，整座城市都映入我们的眼帘！一束火花在空中绽放。
“你看！”我说。
“我说过我会带你来莫斯科，而且逢年过节都会送你花。”
他从枕头下拿出三朵他拜托护士帮忙买的康乃馨。
我跑过去吻他：“我好爱你！我只爱你一个！”
他开始咆哮：“医生是怎么说的？不能抱我和亲我！”
他们不让我抱他，可是我……我扶他坐起，帮他铺床，放温度计，拿餐盘，整晚待在他身边。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连忙抓住窗台，还好是在走廊，不是在房间。一名经过的医生扶住我的手臂，接着突然问：“你是不是怀孕了？”
“没有，没有！”我好怕有人听到。
“不要说谎。”他叹了口气。
第二天我被叫到主任办公室。“你为什么骗我？”她问。
“我没办法，如果告诉你实情，你会叫我回家。那是神圣的谎言！”
“看看你干了什么好事？”
“但是我要和他在一起……”
我一辈子感激安格林娜·维西里那·古斯克瓦。一辈子！其他人的妻子也来了，但是她们不能进医院，只有他们的母亲和我在一起。
沃洛佳·帕维克的妈妈不停祈求上帝：“拿我的性命和他交换。”
负责骨髓移植手术的美国人盖尔医生安慰我：“有一点希望，虽然希望不大，但是仍有一线生机，因为他们都还年轻力壮！”
他们通知他所有亲戚，他的两个姐妹从白俄罗斯过来，在列宁格勒当兵的弟弟也来了。年纪较小的妹妹娜塔莎才十四岁，她很害怕，一直哭，可是她的骨髓是最合适的。（沉默）我现在可以讲这件事，之前没办法，我十年没讲这件事了。（沉默）
他得知他们打算取小妹的骨髓时断然拒绝，他说：“我宁可死掉。她那么小，不要碰她。”
他的姐姐柳达当时二十八岁，是护士，很了解移植骨髓的过程，但是她愿意移植，她说：“只要他能活下去。”
我透过手术室的大窗观看手术过程。他们躺在并排的手术台上，手术一共历时两小时。结束之后，柳达看起来比他还虚弱。他们在她胸前刺了十八个洞，麻药几乎退不掉。她从前是健康漂亮的姑娘，现在却体弱多病，一直没结婚。我在他们的病房间穿梭，他不再住普通病房了，而是住特殊的生物室，躺在透明帷幕里，没有人可以进去。
他们有特殊仪器，不用进入帷幕就可以帮他注射或放置导管。帷幕用魔术贴粘着，我把帷幕推到旁边，走到里面，坐在床边的小椅子上。他的情况变得很糟，我一秒钟都离不开他。他一直问：“露德米拉，你在哪里？小露！”一直问。
其他生物室的消防员都由士兵照顾，勤务工因为没有防护衣物，所以拒绝照顾他们。那些士兵端卫生器皿，擦地，换床单，什么都做。他们从哪里找来那些士兵？我们没问。但是他……他……我每天都听到：“死了，死了，堤斯古拉死了，堤特诺克死了。”死了，死了，就像大锤敲在我的脑袋上。
他一天排便二十五到三十次，伴随着血液和黏液。手臂和双腿的皮肤开始龟裂，全身长疮。只要一转头，都可以看到一簇头发留在枕头上。我开玩笑说：“这样很方便，你不需要梳子了。”
不久他们的头发都被剃光，我亲手替他剃，因为我想为他做所有事。如果可以的话，我会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待在他身边，我一刻也闲不下来。（沉默许久）
我弟弟来了，他很害怕地说：“我不让你再进去！”
但是我父亲对我弟弟说：“你以为你能阻止她吗？她不是从窗户，就是从逃生口爬进去！”
我回到医院，看到床边桌上摆了一颗橙子，很大，粉红色的。他微笑着说：“我的礼物，拿去吧。”
护士在帷幕外对我比手势说不能吃。已经摆在他身边好一阵子了，所以不但不能吃，甚至连碰都不该碰。
“吃啊，”他说，“你喜欢吃橙子。”
我拿起那颗橙子，他闭上眼——他们一直替他注射，让他入睡。护士惊恐地看着我。而我呢，我只希望尽可能让他不想到死亡，不去管他会不会死得很惨，或是我怕不怕他。我记得当时有人说：“你要知道，那不是你的丈夫了，不是你心爱的人了，而是有强烈辐射、严重辐射中毒的人。你如果没有自杀倾向，就理智一点。”
我发狂似的说：“但是我爱他！我爱他！”
他睡觉时，我轻声说：“我爱你！”走在医院中庭：“我爱你。”端着托盘：“我爱你。”我记得在家的时候，他晚上都要牵我的手才睡得着。他习惯一整夜握着我的手睡觉，所以在医院里我也牵着他的手不放。
有一天晚上，万籁俱寂，四周只剩下我们。他专注地看着我，突然说：“我好想看我们的孩子，不知道他好不好。”
“我们要替他取什么名字？”
“你自己决定。”
“为什么我自己决定？我们有两个人。”
“这样的话，如果是男孩，就叫瓦西里；如果是女孩，就叫娜塔莎。”
我当时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他……只有他。我就像瞎了眼一样！甚至感觉不到心脏下面小小的心跳，尽管那时我已经有六个月身孕，我以为宝宝在我身体里很安全。
医生不知道我晚上在生物室陪他，是护士让我进去的。起初他们求我：“你还年轻，为什么要这样？他已经不是人了，是核子反应器，你只会和他一起毁灭。”
但我像小狗一样在他们身旁打转，到门口站好几个小时，不断恳求，最后他们说：“好吧！不管你了！你不正常！”
早上八点，医生开始巡房前，护士会在帷幕外喊：“快跑！”我就去宿舍待一个小时。上午九点到晚上九点，我有通行证。我的小腿肿胀，变成蓝色，我实在累坏了。
他们趁我不在的时候帮他拍照，没有穿任何衣服，赤裸裸的，只盖一小片薄布。我每天替他换那片布，上面都是血。我把他抬起来，他的皮肤粘在我手上。我告诉他：“亲爱的，帮我一下，你自己用手臂或手肘尽可能撑着，我帮你理顺床单，把皱的地方弄平。”
床单只要稍微打结，他的身上就会出现伤口。我把指甲剪得短到流血，才不会不小心割伤他。没有护士接近他，他需要什么都会叫我。
他们替他拍照，说是为了科学。我放声大叫，把他们推走！捶打他们！他们怎么敢这么做？他是我一个人的——是我的爱，真希望可以永远不让他们接近他。
我离开房间，走向走廊的沙发，因为我没看到他们。
我告诉值班护士：“他要死了。”
她对我说：“不然呢？他接受了一千六百伦琴的辐射。四百伦琴就会置人于死地，你等于坐在核子反应炉旁边。”
都是我的……我的爱。他们都死掉之后，医院进行“大整修”，刮掉墙壁，挖开地板。
到最后……我只记得零星的片段。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他身旁的小椅子上。晚上八点钟，我跟他说：“我去散个步。”他睁开眼睛又闭上，表示他听到了。
我走到宿舍，躺在地板上，我没办法躺在床上，全身都好痛。
清洁妇敲我的门说：“快去找他！他像发疯一样一直叫你！”
那天早上唐雅·克比诺克拜托我：“陪我去墓园，我没办法自己一个人去。”
维佳·克比诺克和沃洛佳·帕维克要下葬了，他们是我和瓦西里的朋友，我们和他们两家很要好。爆炸前一天，大家在消防局合拍了一张照片，我们的丈夫都好英俊！好开心！那是另一种生活的最后一天。我们都好快乐！
我从墓园回来后，马上打电话到护理站问：“他怎么样？”
“他十五分钟前死了。”
什么？我整晚都待在那里，只离开三个小时！
我对着窗户大叫：“为什么？为什么？”我朝天空大喊，整栋楼都听得到，但是没有人敢过来。然后我想：我要再看他一眼！我跑下楼，看到他还在生物室，他们还没把他带走。
他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露德米拉！小露！”护士告诉他：“她只离开一下子，马上回来。”他叹了口气，安静下来。我后来再也没有离开他，一路陪他到墓地。虽然我记得的不是坟墓，是那只大塑料袋。
他们在太平间问我：“想不想看我们替他穿什么衣服？”
当然想！他们替他穿制服，戴消防帽，可是没法穿鞋，因为他的脚太肿了。他们也必须把衣服割开，因为没有完整的身体可以穿，全身都是……伤口。
在医院的最后两天——我抬起他的手臂，感觉骨头晃来晃去的，仿佛已经和身体分离。他的肺和肝的碎片都从嘴里跑出来，他被自己的内脏呛到。我用绷带包着手，伸进他的嘴里，拿出那些东西。我没办法讲这些事，没办法用文字描写，觉得好难熬。都是我的回忆，我的爱。
他们找不到他可以穿的鞋子，只好让他光着脚下葬。他们当着我的面，把穿着制服的瓦西里放进玻璃纸袋，再把袋口绑紧，放入木棺，然后又用另一层袋子包住木棺。玻璃纸袋是透明的，厚得像桌布，最后他们把所有东西塞进锌制棺材里，只有帽子放不进去。
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都来了，他们在莫斯科买了黑色手帕。特别委员会召见我们，他们的说辞都一样：“我们不可能交出你丈夫或你儿子的遗体，他们都有强烈辐射，要用特别的方式——密封的锌制棺材，上面盖水泥砖——安葬在莫斯科公墓，所以你们要签这份文件。”
如果有人抗议，说想把棺木带回家，他们会说，死者是英雄，不再属于他们家了，他们是国家的英雄，属于国家。
几个军人和我们坐上灵车，包括一名上校和他的手下，他们遵照指令行事。我们在莫斯科环城公路绕了两三个小时，又回到莫斯科，他们说：“现在不能让任何人进入墓园，墓园被外国记者包围了，再等一下。”
两家父母都没有说话，妈妈手里拿着黑色手帕。我觉得自己快昏过去了：“他们为什么要躲躲藏藏？我的丈夫是什么？杀人犯？罪犯？我们要埋葬什么人？”
妈妈摸摸我的头说：“女儿，安静，安静。”
上校说：“我们进墓园吧，妻子歇斯底里了。”
我们到了墓园，那些士兵负责抬棺木和包围、护送我们，只有我们可以进去。他们不到一分钟就用土盖好棺木，上校在旁边大喊：“快一点！快一点！”他们甚至不让我拥抱棺木。接着我们就被送上巴士，整个过程都是偷偷摸摸的。
他们马上帮我们买好回程机票，第二天就出发。从头到尾都有便衣军人跟着我们，不让我们离开宿舍购买旅途要吃的食物，也不让我们，尤其是我，和别人交谈，好像我当时有办法说话一样，其实我连哭都哭不出来。
离开时，值班女工清点物品，她当着我们的面，叠好毛巾和床单，放进聚乙烯袋，很可能准备拿去烧掉。我们支付宿舍费用。十四个晚上，那是治疗辐射中毒的医院，十四个晚上，一个人在十四天内死掉。
回家后，我一走进屋子就跌到床上，整整睡了三天。救护车来了，医生说：“她会醒的，只是睡了一场可怕的觉。”
我当年二十三岁。
我记得，我梦到死去的奶奶穿着下葬时的衣服来找我，我看到她在装饰新年树，便问：“奶奶，为什么我们有新年树？现在是夏天。”
她说：“因为你的瓦西里马上要来找我。”
他在森林里长大，我记得那场梦——瓦西里穿着白袍，呼唤着娜塔莎——我们还未出世的女儿。在梦里她已经长大了，瓦西里把她抛向天空，两人笑成一团。我看着他们，想到：幸福真的好简单。我在梦里和他们在水边一直走。他很可能是叫我不要悲伤，这是他从天上给我的暗示。（沉默许久）
两个月后我去莫斯科，从火车站直奔他身边！我在墓园里对他说话时，突然开始阵痛，他们替我叫救护车。帮我接生的就是安格林娜·维西里那·古斯克瓦。她之前就告诉我：“你要来这里生小孩。”离预产期还有两个礼拜。
他们把她抱来给我看——是女孩。我唤她：“小娜塔莎，爸爸替你取的名字。”
她看起来很健康，四肢健全，但是她有肝硬化，肝脏有二十八伦琴的辐射，还有先天性心脏病。四小时后，他们告诉我她死了，又是同一套说辞：“我们不会把她交给你。”
不把她交给我是什么意思？是我不把她交给你们！你们要拿她去研究。我恨你们的科学！我恨科学！（沉默）
我一直讲错话……我中风后不该大叫的，也不应该哭，所以我才一直说错话。但是我要讲一件没人知道的事——他们带来一只小木盒，告诉我：“她在里面。”
我看了看，她被火化了，变成骨灰。我哭着要求：“把她放在他的脚边。”
墓园里没有娜塔莎·伊格纳坚科的墓碑，只有他的名字。她还没有名字，什么也没有，只是一个灵魂，我埋葬在那里的是一个灵魂。
我每次都带两束花去，一束给他，另一束摆在角落的是给她的。我跪在地上，绕着坟墓爬，一定用跪的。（开始语无伦次）我杀了她……我……她……救了，我的小女儿救了我，她吸收了所有辐射，就像避雷针。她那么小，好小。（她呼吸困难）她救了……可是我好爱他们，因为……因为你不能用爱杀人，对不对？那么浓烈的爱！为什么爱情和死亡会并存，谁能解释给我听？我跪在地上，绕着坟墓爬……（她沉默了很久）
他们给我一间基辅的公寓，在一栋大楼里，所有核电厂的人都被安置在那里。公寓很大，有两间房，是瓦西里和我梦寐以求的那种，可是我住在里面都快疯掉了！
我再婚之后，把所有事情告诉了我的先生，一切真相——我有一个很爱的人，我一辈子爱他。我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他，我们虽然见面，但是我从来没有邀请他到我家，因为那是瓦西里的家。
我在糖果店上班，一边做蛋糕一边流眼泪，我没有哭，眼泪却一直流。
我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叫安德烈，小安德烈。
我的朋友阻止我：“你不能生小孩。”
医生恐吓我：“你的身体无法承受。”
后来他们说，他会少一只手，说仪器显示他没有右手臂。
“那又怎样？”我心想，“我可以教他用左手写字。”
可是他出生时完好无缺，是个漂亮的男孩，学业成绩优异。现在我有一个让我可以活下去和呼吸的人了，他是我的希望。他什么事都懂，他问我：“妈妈，如果我去奶奶家两天，你能呼吸吗？”
不能！我生怕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开他。
有一次我们在街上走，我突然跌到地上。那是我第一次中风，就在大街上。
“妈妈，你要喝水吗？”
“不用，你只要站在我旁边不要乱跑就行。”
我抓住他的手臂，不记得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我被送到医院。我抓他抓得太用力，医生几乎无法把我拉开，他的手臂瘀青了好久。现在我们出门，他会说：“妈妈，不要抓我的胳膊，我不会乱跑。”
他也生病了，两个礼拜在学校，两个礼拜待在家里看医生，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她站起来，走到窗边）
这里有很多像我们一样的人，整条街都是，这里就叫切尔诺贝利区。
那些人一辈子都在核电厂工作，当中不少人还会去那里打工，现在没有人住那里了，都是以兼差的方式工作。那些人体弱多病，却没有离开工作岗位，他们甚至不敢想象，如果反应炉关闭了，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他们？很多人突然死掉——走路走到一半，倒在地上，睡着后永远醒不过来；带花给护士时，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一个接一个死掉，但是没有人来问我们经历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没有人想听和死亡或恐惧有关的事。
但是我告诉你的故事是关于爱情，关于我的爱……
口述者：露德米拉•伊格纳坚科
已故消防员瓦西里•伊格纳坚科的遗孀
《士兵合唱曲》节选
（一）我现在不怕死了，我只是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死。我的一个朋友临终前肿得像水桶。我的邻居去那里开起重机，他变得像黑炭一样黑，整个人缩水，只好穿童装。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死，只知道我活不了多久，但是我想在死亡来临时感受它，就像脑袋挨一颗子弹。我也去过阿富汗，那里比较简单，他们直接开枪把你射死。
我从报纸上剪了一篇关于当晚在核电厂值班的操作员列昂尼德·塔普托诺夫的报道。爆炸前几分钟，他按下红色紧急按钮，可是无济于事。他们把他带到莫斯科的医院，医生说：“我们需要另一个身体才能治疗他。”他全身上下只有背上一个小点没有辐射。他们把他埋在迈汀斯卡亚的公墓，和其他人一样，先用金属薄片把棺材隔绝起来，再倒半米混凝土，加上铅盖。他的父亲站在那里哭，走过他身旁的人说：“都是你的王八蛋儿子害它爆炸的！”
我们很孤单，我们在这里像陌生人，他们甚至把我们分开埋葬，好像我们是外星人。老实说，我觉得死在阿富汗还比较好，在阿富汗死掉是很正常的事，至少你可以理解。
(二)我驾驶直升机飞到反应炉附近，可以看到獐和野猪，它们很瘦，昏昏欲睡，像用慢动作前进。它们吃在那里生长的草，它们不明白，不明白它们应该和人一起离开。
我该不该去，该不该飞？我是共产党员，怎么能不去？
两个伞兵拒绝去，他们的妻子很年轻，还没生小孩。他们遭到羞辱和惩罚，不会有前途了。去那里也关乎男子气概和荣誉！那是吸引我去的一个原因——他不去，所以我去。可是现在我会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件事，经过九次手术，两度心脏病发作，我不会批评他们了，我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还很年轻。可是无论如何我都会去，这点我很肯定。他不能去，我去，那才算男子汉。
当时的空中装备相当惊人，包括重型直升机、中型直升机和雌鹿战斗直升机。米格二十四或米二直升机在切尔诺贝利能做什么？很多年轻飞行员刚从阿富汗回来，那些人都觉得自己在阿富汗打够了，却还得坐在反应炉附近的森林吸收辐射。那是命令！他们没必要把所有人送到那里吸收辐射，有什么意义？他们需要的是专家，不是大批人力。
我从空中看到损毁的建筑，一地残瓦碎片，还有很多小小的人形。他们运来一架东德起重机，但是无法正常运作，起重机一开到反应炉附近就发生故障了。卢卡契夫学院为了探索火星设计的机器人和日本的机器人也坏了，所有线路都被辐射摧毁，但是穿橡胶服、戴橡胶手套的军人还在那里跑来跑去……
回去之前他们警告我们，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最好不要到处告诉别人我们看到的情况。可是除了我们，没有人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什么都不懂，可是我们什么都看在眼里。
(三)有一天开车途中，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吗？在微弱的银色光线下，路边散落着像水晶一样的东西，那是……我们当时朝卡林科威契的方向开，经过莫吉尔，就在那里发现闪闪发光的东西，大家都在讨论。我们工作时，注意到叶片上有细细的小洞，尤其是樱桃树。我们摘黄瓜、西红柿，发现叶子上也有这种黑洞，我们边骂脏话边吃。
……
回家之后，我脱掉所有在那里穿过的衣服，丢进垃圾滑运槽。我把帽子送给我的小儿子，因为他真的很想要，他每时每刻都戴着那顶帽子。
两年后，他们诊断出他长了脑瘤……剩下的你自己写，我不想讲了。
《儿童的声音》节选
（一）九月一日，开学第一天，一朵花都看不到。花都染上了辐射。之前工作的人是水泥工，现在却变了，都是军人。他们铲起了花朵，带着泥土装上货柜车，不知带到哪里去了。
在我们撤离后的一年里，整个村子被他们埋起来了。我爸爸是出租车司机，他回来后告诉我们他看到的全部情形。他们先在地上挖一个大洞，有五米深。然后消防员拿着水管，从屋顶到地基冲洗着房子，这样才不会掀起含有辐射的尘土。他们冲洗窗户、屋顶、大门，不会漏掉任何东西，然后用起重机把房子拉到洞里。洋娃娃、书本和罐子散落一地。接着挖土机将所有东西都挖起来，盖上沙土之后铲平。放眼望去，看不到村子，只能看到一片空地。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种玉米，我们的房子就在地底下，还有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村委会。我的盆栽和两本邮册也在地下，我本来还想回去拿的。我还有一台脚踏车也没拿出来。
（二）我今年十二岁，我生病了。邮差每次都会带两份抚恤金来家里——一份给我，另一份给我爷爷。班上女生知道我有血癌之后，都不敢坐在我旁边，她们不想碰到我。
医生说，我生病是因为我是爸爸在切尔诺贝利工作之后出生的。我爱我爸爸。
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前核能研究所主任，一位物理学家。他眼见民众在不知情下照常生活，大家在污染区露营、游泳、晒太阳，食用被严重污染的食品。这位学者焦急万分地向政府部门、甚至白俄罗斯党中央总书记反映情况、打电话，提醒实施必要的预防措施，然而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平静地告诉他：“那里起了一场火，但是已经被扑灭了”。这位学者收集相关资料，执意继续谏言，结果电话被封锁，被恐吓“保证会发生意外车祸”，最后被拉上法庭审判。他的口述有两篇，分别节选了部分内容——
《对物理学的热爱》节选：
我的第一反应是 打电话给妻子，警告她。但研究所的所有电话都被监听了。哦，这恐怖统治早已行之有年，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可是家里人仍一无所知。我女儿上完音乐课后，还跟朋友在校园里散步，她还吃了冰淇淋。我要打这个电话吗？这会给我带来很多麻烦，我将无法参与机密的计划。但我忍不下去了，我还是拿起了电话。
“仔细听我说”
“你说什么？”我妻子大声问。
“小声一点，关上窗，把所有食物用保鲜膜包起来。带着橡皮手套，拿湿润抹布把所有的东西都擦干净。把地毯丢垃圾袋里丢掉。如果阳台上有晒干的衣物，要拿去再洗一次。”
“发生了什么事了？”
“小声一点。滴两滴碘酒到一杯水里，然后用水洗头。”
”发……“我没让她把话说完，就挂了电话。她会懂的，她也在研究所工作。
……
我回到家，脱下外套、衬衫、裤子，只剩一条内裤。突然，我怒火中烧。我才不管什么保密了！我不怕！我拿着市内电话簿，还有我女儿和妻子的电话簿，开始打给每一个人。我说“我是在核能研究所工作的，明斯克的天上有辐射云”，然后我告诉他们该做些什么……人们的反应是“感谢你”。他们没有怀疑我的话，也没有感到害怕。我想他们应该是不相信我，或者不了解事情的严重性。没人感到害怕，这样的反应真是出人意料。
《人竟然可以拥有无尽的权力来支配他人》节选：
这个国家属于当权者，国家永远摆在第一。他们大可以找出别的方法来实行预防，不需要公布，也不会造成恐慌。他们大可以把碘投放到水库里，或加在牛奶里。市内已备有七百公斤的浓缩碘来应对这种状况，但这些浓缩碘统统原封不动。人们害怕上级长官的程度，甚于害怕原子。所有人都在等待命令，等待电话，没有人行动。
……
我手里有资料，能证明那些长官都服用过碘剂。我的研究所的同事帮他们检查时，他们有干净的甲状腺，不可能没服用过碘。他们还私下把自己的孩子送走，以防万一。当他们进到隔离区时，他们会戴上防毒面具和特制的外衣，这些装备是大家所没有的。他们在明斯克拥有专用的家畜，这也早已不是秘密了。每一头牛都有编号，并且严加管控。他们有专用的土地、专用的苗床，有专人来监督。最令人恶心的是，他们中间没人敢出来负责！
……
我们检查村里的男孩和女孩……这些女孩都无法生育了，她们会发生基因突变。牵引机还在耕地，我问跟我们一起来的人：“至少要让牵引机的驾驶员戴上防毒面具吧？”“不，他们不用。”“什么？难道你们没有防毒面具？”“噢，我们有很多！用到公元两千年才用得完。我们只是不发给他们而已，不然会引起恐慌。大家都会逃跑，他们会离开这里。”
……
“这是何等的权力！一个人竟然可以拥有无尽的权力来支配他人！这已经不是欺诈和谎言，这是对无辜人民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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